
佩德里在《球星看台》上发表了一封亲笔信,深情追忆了自己的祖父,回顾了初到巴萨时得到梅西等球星的帮助,以及首次为巴萨破门等重要人生时刻。
佩德里亲笔信:
《写给我的家庭》
我敢发誓,世上没有比我祖父更狂热的球迷了。我知道每个读到这篇文章的西班牙人都会翻着白眼说:“不不不,我叔叔才更疯狂。”但我告诉你们:只要有机会认识我的祖父,你们就会明白一切。
我的祖父经营着“费尔南多酒馆”,那是巴萨在加那利群岛规模最大的球迷协会所在地。这是一家传统老式Tapas餐厅,木天花板、木椅子、木吧台,满眼都是木头。墙上挂满了我们全家人的照片(当然是真正的家人,外加巴萨球员的照片)。
我是在餐厅的餐桌之间跑着长大的。祖母受不了我和哥哥在店里玩“世界杯决赛”,因为她还得端菜上桌,所以总把我们赶到楼下的“VIP包厢”——一个存放葡萄酒和箱子的小地下室。我童年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对着墙壁踢球度过。事实上,西班牙夺得南非世界杯那年,我才7岁,那正是让人痴迷的完美年纪,不是吗?甚至在学会系鞋带之前,我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:
1.随西班牙赢得世界杯。
2.随巴萨赢得欧冠。
我们离撒哈拉沙漠比离诺坎普更近,但支持别的俱乐部是绝无可能的,我祖父确保了这一点。如果你跟他提马德里,他会直接回一句:“不。我死也不会踏进那座城市。”
这可不是玩笑。有个周末,他和朋友们结伴去诺坎普看巴萨的比赛,回程需要在马德里短暂转机。飞机降落时,所有人都拎着行李下了飞机,唯独我祖父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。
十分钟后,空乘走过来问他:“先生,您还好吗?您得下飞机了。”他回答:“绝不。对一个巴萨球迷来说,那会带来厄运。把我送到特内里费去。”空乘极力劝说,但他就是不动。随后他说:“好吧,那如果我坐轮椅下去呢?那就不算‘踏进’那座城市了吧?”
你猜怎么着?最后他们真用轮椅把他推到了登机口。至少,故事是这么讲的。
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每当皇马来加那利群岛比赛时,他总会去看特内里费的比赛,专程去跟皇马对着干。显然,1992赛季最后一轮他也在现场。所有巴萨球迷都知道1992年特内里费发生了什么。我还没出生,但我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不少于100遍。
那是赛季收官之战,皇马只需1分即可夺冠,巴萨排名第二。我祖父系着他的巴萨领带去了现场。上半场皇马2-0领先,那是他人生中最悲伤的一天。
他街坊里有些朋友是皇马球迷,他看到他们在球场另一端的皇马看台上又蹦又跳地庆祝。他知道赛后这些人会涌进“费尔南多酒馆”,让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切。然后,奇迹发生了。
特内里费3-2逆转!!!
家人说,终场哨响时,60岁的祖父从座位上跳起来,狂奔穿过整个球场去找他那些皇马球迷朋友算账。我觉得他已经30年没那样跑过了。那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之一。
祖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远在我能看到自己的足球生涯之前。但我们还有这些故事,还有他的巴萨领带和他的餐厅。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,就是对足球的热爱。在我们家,足球就是生活本身,就是呼吸。
说来有趣,加那利群岛的人在别的事情上通常都很悠闲。加那利球员在场上自有一种特别的节奏,我们有自己享受比赛、不被压力裹挟的方式。在场上,想到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想,这正是这片土地能孕育出如此多有创造力球员的原因。
我记得父亲在餐厅忙了一整夜后,一大早还要带我去训练。他总会在加油站停下来买杯咖啡。
我急得不行:“爸,我要迟到了,今天别停了。”
他却用加那利式的语气说:“放松点,好球员总是迟到的。”
“可我不是小罗啊,爸!教练会生气的。”
“没事,别急。”
我父亲对生活有着极佳的态度。他年轻时是个相当不错的门将,但祖父去世后,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去经营餐厅。父亲和我叔叔是仅有的两名服务员,直到我哥长大后也被拉去帮忙。说实话,他们从没让我干过活——他们在了我身上看到了特别的东西,放学后我总是被允许出去踢球。
除了有一天!那个著名的一天!
那年我大概13岁。镇上过节,我叔叔是位单口喜剧演员。对我来说他是佩佩,但在观众面前他就成了“唐·何塞”。我一个笑话都讲不来,因为那是加那利式幽默,不是岛上的人根本笑不出来。但那天叔叔要去镇上的节日演出,餐厅忙得不可开交,父亲便叫我去帮忙。
好吧……带着球跑和在吧台后面干活完全是两码事。天哪。
我站在吧台后面负责饮料,那就是我的工作。父亲急匆匆地过来,报单让我上酒水。
“来2杯可乐、1杯芬达和3杯啤酒。”可我还没装好可乐、放好吸管和冰块,父亲又送来了下一单。
“来2杯红酒、1杯芬达和3杯可乐。快点!”
我头都晕了,腿也站疼了。
我问:“爸,中场休息是什么时候?”
父亲说:“中场休息?什么休息?这又不是”